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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之的艺术人生与舞台世界 ——评《于是之全集
发布时间:2024-08-25 20:54 来源:未知

  在中国戏剧史上,于是之是一位家喻户晓的“平民演员”,也是一位广受演艺界和戏剧界敬重的一位前辈。自1944年结缘戏剧开始,他出演过《长征》《龙须沟》《茶馆》等话剧,历任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北京市戏剧家协会主席、北京人艺第一副院长等职务,主编有《论北京人艺演剧学派》等著作,合作编写《胆剑篇》《矿山兄弟》《像他那样生活》等剧作。

  长达半世纪的演艺生涯中,于是之不单塑造了程疯子、王利发、老马等一系列为广大观众熟识的经典形象,在中国乃至世界话剧界产生了深远影响,更凭借其自身深入生活、体验角色的艺术理念,开创出独具中国特色的戏剧理论,为中国话剧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

  《于是之全集》的出版,自然成为中国文艺界的一桩盛事。作为一部全面反映作者经历、文艺思想及其心灵世界的集合式著作,全书六辑为“表演漫谈”“演员日记”“往事踪迹”“于是之家书”“师友杂记”“旧影存照”,详尽收录了作者生前的论文、散文、随笔、日记、通信等各类著述,另有首次出版的于是之年谱(1927—2013年)。

  这部作品,既收录了艺坛前辈人生道路上不为人知的苦辣酸甜,也承载了一位学者演员对于时代、历史和戏剧的深入思考。作为一位中国话剧的探索者,于先生所倾注心血和情怀的笔墨文字之间,更蕴含着一位优秀艺术家给予当代社会的人格启示与精神遗产。

  《于是之全集》是一本厚重之书。这份厚重,与其说源自于全书数十万言的份量,不如说是他行经一生风雨的写照。1927年,于是之出生于河北唐山,出生百天时父亲在战场上牺牲,只得随母亲迁居北上,日后十七年生活在胡同的大杂院。彼时,贫寒的家庭、艰苦的时境与抗日的烽烟,未能阻断一位少年对理想人生的憧憬。当年的于是之一边在税务局做抄录,一边在中法汉学研究所夜校学习。1944年,一场辅仁大学沙龙剧团《牛大王》的临时演出,让他与表演事业缔结了不解之缘:“十五六岁的人,每天跟着老头儿在衙门里上班,觉得哪哪儿都是灰色的,到了剧团才有了欢乐。哪怕摸黑儿排戏,心里也觉得是亮的。”

  1949年,22岁的于是之告别与母亲苦熬半生的小家,满怀热情地投身于革命队伍。此前,他辗转参加过“祖国剧团”“新世纪剧艺社”与“北平天欧剧团”,如愿成为了一名职业演员。时隔多年,他仍难以忘怀当年的激动:“二十出了头儿,才过上生命的第一个春天——1949 年的春天。阳历二月份,照说还是春寒犹厉的时节,我已经先感到了那温暖:我参加了华北人民文工团。”

  于是之担任文工团的戏剧干事,他一边负责演员排练与生活事宜,一边学习扭秧歌、打腰鼓,排演起《硫磺厂》和《莫斯科性格》。为了扮演好两位角色——农村的区委书记和历史系的青年学生——他开始尝试塑造剧中人物的艺术形象,查阅了中苏两国的大量资料,留心体验起现实生活的里里外外,认真写下了对角色的分析与想法。同年底,于是之正式成为一名话剧演员,踏上了漫长而辉煌的演艺之路。

  1950年3月19日,《莫斯科性格》演出结束,创下连演65场,观众6万人的成绩。数日后,一同饰演剧中角色的于是之和李曼宜,穿戴好自制的礼服,在剧院预备的演出庆功宴上,举办了简单热闹的婚礼。两人虽未能留下一张新婚合照,但家中自此有了一整面签满亲友姓名的贺喜彩布。这两次演出经历,为他带来的不止有集体的温暖、前辈的关怀与充实的经验,更让他定情于年少时曾有一面之缘的李曼宜,收获了风雨同舟、相扶相携的一生挚爱。从同学到同志,从恋爱到结婚,从搭档到夫妻,多年以后,李曼宜整理数十年的书信与家书,辨认风风雨雨中的尺素寸心,为之写下最初的守望与最后的告白:“他找到了‘家’,从此,就再也没有离开过她,他真心地爱着她,为她认认真真地干了一辈子。”

  一直到1950年底,于是之全情投入在《龙须沟》演出上。这是一部由焦菊隐导演、老舍编剧的三幕话剧。彼时,老舍深入北京南城体验生活,目睹了政府在改造贫民窟环境的市政工程,便决定以小杂院中四户人家在解放前后迥然不同的命运遭际,表现新旧时代之于人民生活的巨大变化。《龙须沟》故事,开始于解放前夕。北京天桥东的水沟中汇满了污水和垃圾,沟沿两岸居住着各色各样的劳苦大众,打零工的,卖力气的,耍手艺的,“他们终日终年乃至终生,都挣扎在那肮脏腥臭的空气里。”于是之扮演的主人公——鼓书艺人程宝庆——就生活在这儿。老舍笔下,程保庆本是一位出身较好的大家子弟,后来家道中落,无奈沦落风尘,只好卖艺为生。由于软弱善良的性格,他饱受地方恶霸的欺凌,被剥夺了卖艺机会,无奈流落贫民窟、靠妻子卖烟度日。恶劣的生活、凄惨的命运和无望的人生,让他精神失常,时出狂言妄语,变成了一个世人眼中的“疯子”凯发国际电游。概言之,这部话剧不单讲述了龙须沟翻天覆地改造过程,更是重点围绕“程疯子”解放前后的两种人生,以及寻常百姓的生活变化,反映出时代变革下中国人民的不同命运。

  作为“一曲歌颂社会主义新中国的颂歌”以议论为诗,程疯子正是本剧的灵魂人物。于是之第一次看剧本时,便找到了演员与角色心意相通的关键:“刚一接触剧本就像是碰到一位熟人”“那些人,我都似曾相识;那些台词,我都是一句一句听着它们长大了的”,因而“我觉得他们要我替他们打抱不平,替他们诉苦。”但是,一个角色的塑造不单单取决于生活经验,还离不开演员对演艺的敬谨和深情。“要想生活于角色,先该让角色生活于你。”无论扮演哪一个阶段的程疯子,于是之的动作、台词、情感都很平实,但他贴近于角色内心的情感无疑是自然的、深刻的。最终,《龙须沟》以贫民窟焕然一新,程保庆登台演出收尾。

  更重要的,透过这段难能可贵的演出经历,于是之在老舍的文学引导和焦菊隐的表演启发下,更触及了生活和艺术的血肉关联:“我明确了体验生活主要是指着体验思想情感,也只有你要发掘汲取的目的是思想情感的时候,你才会觉得现实生活的丰沃,真实‘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怀抱着这样的信念,于是之在《我演程疯子》一文中,留下了他所信奉并终身践行的艺术信条:“倘若我是一个对人生漠不关心的人,我就一辈子也甭打算成为一个演员了。”

  怀抱着这样的信念,于是之在《我演程疯子》一文中,留下了他所信奉并终身践行的艺术信条:

  从1944年出演《牛大王》至1996年主演《冰糖葫芦》,于是之先生一生参与过数百场话剧演出,先后塑造了三十余位经典角色,演艺生涯长达四十年。他对话剧表演的真诚热爱,对中国戏剧理论的精心钻研,包括与老舍、曹禺、焦菊隐等名家大师的互动往还,及其担任北京人艺副院长时引领出的剧本创作、戏剧演员、舞美表演队伍,早已成为中国话剧史的一页传奇。回顾这半生波澜壮阔的历史时,于是之选择了平白含蓄的叙述。即便是面临艰难的考验,也表现出极大的坦荡与谦逊。不少观者认为这正是他为人和表演的魅力所在,但我们不妨由此思考:时至今日,谁又能将表演信奉为“真挚”和“严肃”的事业?

  在《于是之全集》所记录的人生各个阶段,无不见证中国话剧的发展与转折,但我以为于是之先生对演艺事业的襟怀,不单止步于历史大舞台的召唤,他更是在昼夜点滴的勤学、实践和反思之间,锤炼出一位演员的素养与境界。举例而言,作为中国第一位塑造伟人艺术形象的演员,于是之被安排在1951年排演的《长征》歌剧中,饰演主席,登场于第六幕“强渡大渡河”。短短数分钟的戏,只此一句台词“同志们,祝你们成功!”于是之却为此做出了半年之久的精心准备,从了解长征路上的历史背景,到练习湖南口音的讲话神态,再到揣摩领袖形象的气魄精神……一场场成功演出的背后,诚有赖于演员对角色的用心演绎,更离不开演员对表演的精益求精。

  1961年,于是之在排演曹禺戏剧《雷雨》时,记述了周恩来总理观看排演后的“批评”:“这时总理才批评了我读词声音太轻,使观众听不清,不好;更加难能可贵的是他还说出了:一个演员在台上要‘目中无人,心中有人’。眼睛不要看着观众,但心里要有观众。眼睛老看观众就忘了戏里的环境和人物关系,但只顾着自己的‘真实’,心里忘了观众,声音小得叫人听不见,也就没有了‘群众观点’。由此出发,于是之屡次强调一位演员要永远从“我”做起,保持对角色负责、对观众负责的态度。

  在演员的整个创造过程中,不管是在排练,还是在演出,一个“我”字是离开不得的。必须用“我”!不只要用“我”的身体作为创作的工具一线到底,而且还要把“我”的心动员起来,与角色同尝甘苦,共历悲欢。

  无论是台上还是台下,一位演员的本色都离不开一个认真和诚挚的“我”。这成为了于是之对待表演和艺术的基调。

  时隔多年,他仍铭记着排演《雷雨》的教训,并将之视作表演生涯的宝贵一课。“程疯子,成功了;后头就是《雷雨》的周萍,惨败。足见演员是骄傲不得的。”于是之坦言,当年因未曾亲历过贵族生活,演出时心情过于紧张,加之不懂得如何利用想象,接连陷入了无力塑造角色的窘境。为此,他坚持通过数年如一日的自学和阅读,调整并精进自我的认知,“我把从葛利鲍也多夫、普希金起一直到契诃夫、高尔基为止的俄罗斯剧本加上他们的一些小说,凡图书馆有的,都读了。因为我认为‘想象’主要不是先天的本能,它的根基是知识,生活的知识,书本的知识。”于是之反求诸己、身体力行之余,还不忘加以推己及人、提醒后辈:

  观众看戏,只有想象力被你的表演调动起来,才会感到满足。你所表演的人物,引起他对生活的想象越多,他也就越觉得过瘾,有味道。

  诚然,对于观众来说,人们最先观察和感受的是演员的表演,从装扮到动作,从对话到台词,从人物形象到内在性格,无一不在其列。正所谓,演员对角色的表演凯发国际电游,决定了一场演出的成败。因此,我们才能在一部又一部话剧表演中,见证一位演员从平凡到神奇的蜕变。从《骆驼祥子》的老马、《茶馆》的王利发,到《青春之歌》的余永泽、《丹心谱》的丁文中,再到《洋麻将》的魏勋、《太平湖》的老舍……于是之凭借一步一脚印的努力,用心塑造好了每一个角色,从业余演员修炼成世人眼中的“天才”。

  所谓“天才”,绝非超人的天资和才华,而是不曾抛却的热爱、不折不扣的坚守与不为人知的苦练。时至今日,重温于是之对待表演的虔诚发言,我们依然不得不为之肃然起敬。

  千百万群众的生活里就蕴藏着真理。在真理面前容不得半丝含糊。是就是是,非就是非,该爱的就爱,该恨的就恨。没有正确的世界观,不能够严肃地而不是马虎地解剖生活,所演的角色就没有了生命。苍白的、贫血的、被歪曲了的形象是征服不了观众的。”

  众所周知,话剧表演的成功与否取决于演员的演技高下,及其对现实生活和艺术角色的认识与理解,但仅有技巧和经验的表演是远远不够的。一位合格的演员,还需要汲取理论的资源和文学的修养。随着人生阅历和表演经历的增加,于是之从戏剧实践中,渐次领悟出创造角色本色自然的真谛,塑造起一系列含蓄深沉且深具平民气质的舞台形象以物观物,沉淀出自身的表演风格。而他本人更是在文学世界中,找到了认识人生的方法。原来,文学的思考无它,只源自真实深刻的现实。在《于是之全集》中登场的众多人物里,于是之对老舍、曹禺和焦菊隐三位先生的私人记述,最足以承载他对生活、人生和历史的认识。

  于是之笔下的老舍先生温文尔雅,平易近人,他的人文修养远不止于创作一隅。尽管《龙须沟》已然奠定了老舍的文学地位,但他在戏剧工作中还时刻关心着导演、编剧和演员的意见,不仅亲自动手补充剧本,更是对修改意见从谏如流。譬如苦心经营的《秦氏三兄弟》剧本可以因意见而“说扔就扔”,仅保留第一场第二幕做基础另起炉灶,再历时三个月便写出了传世名作《茶馆》。从《茶馆》的问世,一路到改剧重演的复排风波。经由于是之对老舍话剧工作的描述,揭示了他身为剧作家的不易和艰难。无论是混乱时境下对话剧作品精心打磨、穷尽心血的真挚,抑或在政策变化中为文艺事业从不惜力、无怨无悔的付出,在在彰显出文学思潮、政治运动和知识分子的紧张关系。经历了历史的动荡,他为之铭记的是老舍心中赤诚坦荡的人格操守:“这时候,乌云快铺到天边了。这位老人怀着赤诚,还要继续写,写新的东西。他还说:‘请告诉朋友们,我没有问题。’老人的言语,掷地有声!……对他只能尊重,不能污辱。面对着恶,他当然是一个不屈者。”

  曹禺先生与于是之亦师亦友亦同事的交往,已是载入中国线年起,曹禺一直担任北京人艺院长。于是之的印象中,曹禺不仅是学识深厚的学者,还是众人亲近的前辈,他会写戏,导过戏以文运事、演过戏、教过戏,在那个政治风云变幻莫测、人人奉写“遵命文学”的特殊年代,于是之懂得曹禺的辉煌与苦闷,以及他将心底愿望遥寄于舞台时光的希冀:“只有看见了万象人生的苦和乐,才能在舞台上得到千变万化的永生”。明乎此,于是之才能如是讲述曹禺对中国话剧的贡献:“他用他的《雷雨》《日出》《北京人》等不朽名著,培养了一代又一代演员,征服了一代又一代观众。”曹禺临终住院之时一以当十,于是之相约友人定期拜访,谈工作,谈戏剧,谈生活……一直到他去世的清晨,方才黯然落泪。在全书记录曹禺艺术贡献、创作经验和文学遗产的文字中,于是之袒露的是一派温情与敬意:“多年来他严谨的创作态度,时时教育着我。他理解了生活的真谛才进行创作艺谚口诀,带着强烈的爱憎去表现形形有血有肉的人。这就是曹禺之所以成为曹禺。”

  在他看来,被誉为话剧“中国学派”之父的焦菊隐,既是一位独有风骨的知识分子,也是一位事必躬亲、心细如发的导演,更是一位可亲可敬的师长兼友人,“跟随焦菊隐先生工作,是一种幸福。在排演场里,焦先生沉静,细致,说话不多。他让每一个演员,每一个职员,都尽量地创造。”除去和风细雨的守候和尽心竭力的教诲,焦菊隐先生为艺术而毕生奋斗的道路上,还承载了坚忍负重的意志。当年,中国话剧深受苏联演剧学派斯坦尼体系影响,面对演员片面提倡“从自我出发”而忽视人物形象的问题,“焦菊隐先生,在那个时期、那种空气中提出了心象学说,并坚持要走创造鲜明性格的道路,是极难能可贵的意象,因此也是我们应当永远遵循的。我常想:不论搞什么流派的戏剧,人物,是始终不能丢掉的。”对他而言,焦菊隐的理论建树、对中国话剧民族化的实践乃至于勇克难关的人格品质,永远是一种值得学习和继承的精神。

  在特殊年代的社会情境中,焦菊隐的理论、曹禺的指导、老舍的戏剧,诚然带给他深刻的感怀。如此看来,我们才能理解于是之所亲历的故人、舞台和事业与时代之间的交融、冲突和拉锯。这一路上何其艰难,这一步步又何其伟大。正因为这些“探索的足迹”,于是之方能从作家笔下的一个个角色,一点点走进文学家的内心,悉数总结起表演与文学及生活的关系,进而参悟到如何创造一个人物形象的秘密:“我们所创造的形象必须是一个文学的形象,美术的一个演员的独白形象,可以入诗、可以入画的形象。即使是演一个坏人,也必须是一个‘艺术的坏人’。”而演员对角色的理解,同样体现于他对生活和文学的理解。或许,正因如此,于是之才会在《论北京人艺演剧学派》和《一个演员的独白》两文中,兼以公论和独白的方式,无不动容地强调文学为人生开拓的多重境界:

  我总觉得我们也应有一双文学家那样的深邃的眼和一颗为认识生活而上下求索的心。

  全书中,于是之写下了太多有悲有喜意新语工、有笑有泪的故事。为往昔时光留下个人记忆之余,他还在候场或谢幕的戏外时光里,有意或无意地向逝去的岁月的进行告别,并从中思索话剧作为一种时间艺术的意义何在?逝去的先生虽说无缘见证一生努力带来的结果,但是在于是之的字里行间,我们依然能跨越伤痛和遗忘,从程疯子劫后重生的喜悦,看到王利发感时忧国的喟叹,辨识出《太平湖》排演日记的留言:“死不是生的结束,是继续,是抗争。”;我们依然能穿越时间和历史,望见雷雨家庭走出的富家少爷,如何在山雨欲来的年代中,一点点细数繁华落幕以后的苍茫悲凉,以及两代人合力建设北京人艺的风雨兼程、前仆后继;我们依然能重温激情的岁月,见证一位青年劫后余生的壮心不已,下决心推动中国话剧走向民族化道路的豪情壮志:“他的敏感告诉他了,曙光已出现,他的日子到了,他要把自己的积累,一切,贡献他的艺术,贡献他的祖国!”

  天回地转,日月重光;壮志已酬,故人不再。我们不得不随之感慨唏嘘:假如先生(们)还在……于是之最终记录的是一个时代落幕之后,众人信疑纷纭、内心爱恨交织的真实反应,但惟有经历天地舞台的沧桑,感悟世路人情的冷暖,洞悉历史风云的变幻,懂得人、生活与命运的因缘起灭,所谓人生如戏、戏如人生的喟叹,方才跃然纸上、现于目前。从这个角度来看,于是之对中国话剧的艺术贡献,岂可定于一位演员?

  在演艺生涯的后期,于是之虽参演了不少话剧作品,但同等重要的贡献,当属于1984至1992年担任北京人艺第一副院长的工作。这8年,于是之或表演话剧,或为人师表,或忙于公务。他的家人尝谓,这是于是之人生中最煎熬的岁月,他仿佛经历了一场巨大磨炼。“评职称、分房子、出国名额等都需要他管,回到家以后一句话都不愿意说。……作为副院长,父亲下午还要开党委会、开艺委会,所以他是上午排戏、下午开会、晚上演戏,那八年,大部分的时间都是这么过的,非常痛苦。”于是之的辛苦和艰难,已是不文可知了

  相较于日夜繁重的行政、管理和表演工作,于是之的文学创作代表了又一种文化选择。尤为值得注意的是,他的随笔文章绝少夸耀事业的种种成绩,有的是与历史的重重交涉、对戏剧的艺术思考、对后辈的勉励关心。相对于此,他在写作散文时,反能从舞台世界中抽离出来,以现实经历为素材,书写并演绎过往的人生经验,转而开辟出另一层文学意境。像《幼学纪事》讲述贫寒微末的求学岁月,铭刻亲人师友相濡以沫的点滴恩情;像《春雨槐花和其他》追忆年少旧作,叹惋人生风雨后行将淡忘的天真;像《忆张垣》回望青年时期张家口山中每日收寄的来信,遥念清闲岁月的时不我与……均是神思兼备、体物缘情的佳作。

  《于是之全集》的行文含蓄内敛,但他仍凭借一己的真诚与热血,引领我们走进一场场的话剧表演的灵魂所在、洞悉一出出中国戏剧中不可见的历史深处。譬如他谈论《茶馆》的一段文字,便娓娓道尽了生活表象下无比深刻的真实:

  康六在一个茶馆里,当着那么多人谈卖女儿的生意,而且周围的人对这种买卖又是那样麻木,这位父亲尽管是卖自己的亲生女儿,却还在那儿争论值十两银子还是十五两的问题,我觉得这是老舍眼里的真实,也是最深刻的真实,是生活里本来就有的真实,它是不矫饰的。

  如今回顾《茶馆》,我们重返的显然是一个蕴含巨大时间差的故事。纵是信笔写来的一段话,也渗满了一位过来者对苦难年代中复杂人性的洞察和理解:

  穷,在当时是无人同情反要被人耻笑的——’’以后重排《茶馆》,见台上的角色当众卖掉自己的女儿时,年轻些的演员们开始总要表演出许多同情的神色,我看着常不大以为然。因为那个年代,穷到卖自己的儿女的人,往往是要被周围的人们不大看得起的,虽然他们自身也生活得不一定怎么富裕;‘我总没卖我的骨肉啊’,他们会这样想,并因此得到安慰。当然,穷帮穷的事那时也是有的,可那就该算是可歌可泣的壮举了。

  无以言说的悲辛,戏里戏外的历史,可思与不可思的人性,一时在于是之的身上及笔下戏剧化地融合起来,成为一场引人深思的大戏。从历史的角度看,这不单是一场演员与戏剧之间跨越时代的对话,也是于是之为生活经验本身所做的沉重剖白。

  因而,我们有必要重返特定的时空情境,在文学语境和历史想象的对照参差中,重新体察于是之的写作。中国文论历来强调物、象、言、意、境的指涉关系。在文学创造、阅读和传播的各个层面,文字和语言每每以表象与会意的功能,以扮演文学的中介,反映、表现和彰显作者的生命意识与思想感情的超越面向。从这个角度来看,演绎生命情志的“文学”何尝不是一种以文运事、意在言外的“舞台”艺术?我们又何尝不是知人论世、以意逆志的“观众”?全书中,于是之的写作姿态,好比一个预备排练的演员,让记忆回到某一场景某一时刻的舞台原点,带领观者一遍遍重新来过,重温一幕幕正剧、闹剧、喜剧、悲剧。他的心中,舞台不是独属于演员的艺术天地,它还承载了一个个最平凡最重要的身影——观众。

  众所周知,《茶馆》是北京人艺长盛不衰的经典剧作,历来一票难求。于是之在剧中对王利发掌柜的精彩演绎以形写神,更是一块叫好又叫座的金字招牌。1992年7月16日,北京人艺剧院建立四十周年庆祝演出,当年65岁、患有脑血管病和老年痴呆症的于是之,坚持同蓝天野和郑榕等人登台再演《茶馆》。那一晚,剧场内外挤满了观众,静候一场最后的演出。大幕拉开,好戏开场,王掌柜擦桌迎客、添茶倒水,一切如常,人和故事仿佛不曾老去……遗憾的是,因病干扰加过度紧张,于是之的表演难免于忘词和漏戏的瑕疵。这场演出,虽未能给他的戏剧生涯画上一个完满的句号,但观众却以长久的掌声和爱戴的呼喊,回馈着一位表演者无愧于舞台的汗水与泪水。

  在《’92.7.16》中,于是之记录了中国话剧史上难以忘怀的一幕:“有一位观众叫我在签字时写点什么话,我不加思索地写了一句话:‘感谢观众的宽容凯发国际电游。’我由衷地感谢那位观众,他赐给我一个机会,叫我表达了我的惭愧。当听到一位观众在台下喊着我的名字说‘再见啦’时,我感动得不能应答,一时说不出话来……我演戏以来只知道观众对演员的爱和严格,从来没想到观众对演员有这样的宽容。”……于是之一生演出过四百余场《茶馆》,但他仍然为无法继续登台而郁郁寡欢,每提到这场谢幕演出,他必然对此自责不已,这是一位真诚的演员对视如生命的表演、对千百位观众做出的最深刻自省。当年的演出盛况已不复见,现今回看文章的开场白:“这个日子,对别的人都没有什么意义,只是那一天在我的戏剧生涯中出了些毛病,它告诫我从那以后再也不要演戏了。”我们仍有感于斯,不禁为于是之的执着、纯粹和敬业而深深感动。当他怀揣“愧疚”之心,感念观众的谅解之时,已然在数以万计的观众心中,存下了永远的怀念。

  沉浮艺海数十载,千回百转,曲终人散。于是之一生饰演的无数角色,最终尽数归结于他唯一的身份:作为演员的一生凯发国际电游。如此观之,我们回看于是之的两幅书法,或许蓦然发现,他早已为自己的人生追求与艺术信念,写下了生命的证言:一是“学无涯”凯发国际电游,二是“留得清白在人间”。怀抱如是信念,于是之数十年如一日,勤勉致力中国话剧的发展,上演了一出出令人难忘的好戏。从出身贫寒的失学少年,到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员,再到中国话剧界的艺术家,于是之前半生成长于动荡不止的战争年代,后半生则亲历了中国话剧的发展历程。他的一生,可谓是开启了中国当代戏剧的开端,见证了新中国话剧艺术的萌芽、发展与转型、深化,及其如何逐步开拓出一条富有中国特色和民族气韵的艺术道路,更在一代又一代中国观众的心头留下了长久的身影。

  《于是之全集》最终是一位演员对历史的见证。随着往事一页页划过,于是之在他的人生中扮演过无数个角色,留下了一幕幕感人至深的瞬间,为什么于是之的人生值得回味?作为一名演员,他所坚守的原则和志向,他所向往的目标与理想,从来不在人物、表演和舞台之外。作为一位好的演员,于是之凭借生动的演艺、质朴的情操和赤诚的襟怀,博得了观众的喝彩与怀念,但他的故事远未尝落幕。正在于是之担任北京人艺第一副院长的八年时间,他付出了巨大牺牲,却为中国话剧写下了新一章开端。为此,中国当代的重要表演家,无不坦言他们在年轻时代,曾受到过于是之表演的影响。无论是他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还是他严于律己、治学为人的才情风范,皆成为一代老人艺演员和观众的榜样典范。我们有必要相信:对于中国话剧的发展,于是之的表演艺术、话剧理论和人生经历,必然持续焕发出惊人的魅力,必然有待于后之来者的仔细发现。

  我们重访于是之的艺术人生和舞台世界,观看一位演员的人生。他带给我们的最大启示是:哪怕你我只是历史舞台上一个微不足道的角色,也要为人生、艺术或人格、心灵,奉献出独一无二的表演。在波澜壮阔的历史风烟下,于是之以天地为舞台,让时间做观众,演绎了一位中国人的平凡和庄重。回顾他的来时之路,我们眼中可曾闪烁起如下画面:在龙须沟上重获新生的鼓书艺人,在寒冬夜里满面风尘的年迈车夫,在时代夹缝中屈讨生活的茶馆掌柜;那风尘仆仆的生活干事、那谦恭负责的四级演员,那日夜操劳的剧院院长;一个铺满鲜花、掌声不断的舞台,一处师友满座、高谈阔论的的后场,一张昼夜通明、埋首读写的书案;一位往返于家庭和医院内外,被家人叮嘱服药疗养的患病老者、一位穿梭于剧院和舞台上下,被观众奉为国宝的表演大师、一位奔波在生活与工作之间,被同学拉去登台演出的青涩少年……人生如戏,戏如人生;夫是之谓,谓于是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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